中国当官的怎么垃圾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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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举两个例子吧,都是真实的故事…… 我之前在某个基层法院实习,当时有个案件要开庭,我是书记员,负责整理卷宗和记录。 然后我去给院长看,院长说,这个案子原告证据不足,应该驳回起诉,你起草一个裁定书,我盖章。 好嘛,我照着做了,然后院长拿过裁定书看了下,说我写得不好,应该怎样怎样(院长是法学博士,自诩文笔很好)。好吧,我拜读院长大作后,修改了,再交给院长。院长看了看,又说,还是不行啊!我又修改,院长看完再次批注……这样来回几次,天都亮了。

最后,院长终于宣布,行了,可以了,就这样吧。 呵呵。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? 不,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。 这个案件被告也是当地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,开了一个建筑公司,欠了银行不少贷款还不出,被银行起诉了。 开庭那天,法官助理告诉我和审判员,某领导要求原告撤诉,案结事了。 呵呵,原来如此。 当庭原告法定代表人表示,自己人不好意思撤诉,希望法院裁定撤诉。法庭询问被告人是否同意,被告人听说可以撤诉,当然同意。 于是,法庭以双方同意为由,裁定准许原告撤诉。 至于被告人的贷款,法庭当庭宣判,因原告证据不足,驳回起诉。

第二天早晨,我刚刚上班,就被一个哥们叫到办公室。 居然是某领导的司机,说是领导让我把这个送给他。 我一脸懵逼的看着这个家伙。 “领导说你今天办的一件案子,好!很漂亮!他让你把这份材料拿去给他” 我接过一看,居然是我起草的那份裁定…… 自此,我懂了。

第二个例子是我的亲身遭遇,就更奇葩了。 我当时刚毕业,分配到某基层法院工作。一天早晨,我正在中院大楼下面买早点,忽然听到有人叫我。我抬头一看,居然是中院副院长。 我赶紧答应,副院长笑着跟我说,小何呀,你们法院那谁又惹祸了,上次你跟我要的资料我已经交给他们了,你可别怪我哦。 哈哈哈,我当然是笑嘻嘻的答应。

然后副院长转身走了,我继续吃包子。 片刻,我听见院长喊我的名字,我就赶紧进去。院长跟我说了件事,让我马上通知相关法官,然后准备一份材料,交至他办公室。 什么材料?我一头雾水。 院长看我不知,就说,你们院不是有罪判决收不上来吗?让我来教教你,那个收文签收簿给你翻过来盖法院公章,记上收到日期,然后再由你盖上你的法人章,拿去给那某某(副院长)即可。 我听了差点晕过去,这是让伪造文书啊。 还好,我没接茬,只是答应着出去了。 我马上找那位领导,把院长的话转告了他。 领导听了,微微一笑,说道,知道了,你回去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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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的官僚体制的来源是企业型社会,政府管理就是企业管理的扩张,政府官员就是企业管理人员的扩大。企业的组织体制有严格的层级晋升制度,低级管理人员通过逐步晋升掌握全部部门的业务,掌握更多的管理和业务经验,最后成为企业首脑。同理,政府低级官员通过逐步晋级成为高级官员,也掌握全部政府的业务。

中国是世袭型社会,官员的主要来源是科举考试,本质上仍然是世袭制。官员的晋升不是通过管理实践完成的,而是经过科举考试和管理知识的考核,官员没有在基层的管理经验,在人事上也没有从属关系,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都是外儒内法,而外儒的主要作用就是制造上下级的从属关系,而“忠”实际上也是下级对上级从属关系的确认。

从以上两者的差异我们不难看出现代中国官僚体系的体制缺陷:“外儒内法”这种管理思想无法在现实管理中起到积极作用,导致中国官僚体系缺乏内在忠诚和从属关系,从而必须在外部引入控制和激励机制。

控制和激励机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上呈现出“强控制弱激励”,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恶性竞争,为了完成中央政府的考核指标经常采取短视甚至破坏性的行为。

在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关系上“弱控制弱激励”,导致地方政府通过自定政策进行变相集权,甚至将部分中央政府权限收到地方手中,地方政府成为事实上的“准中央政府”。

在政府与政府人员之间形成了“弱激励”的效果,政府人员的激励政策缺乏明确指标,使得很多政府人员对前途丧失信心。

由于上述三个层级的体制矛盾,中国的官僚体系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:公信力危机和经济危机,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不起中国官员的根本原因。

中国自1995年开始实施公务员制度以来,经过20多年的发展,在人事管理、激励和控制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,在各级政府中也形成了内在信任和从属关系。但是,与美国等企业型社会国家相比,在政府管理能力和公共政策上仍然有很大差距,这是长期世袭制的产物,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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