决战江桥结局如何？
1938年，哈尔滨沦陷后，李杜率领东北挺进军（原国民革命军第6军团）进驻绥远的归绥(今呼和浩特)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。12月，日伪企图以“铁路为线、公路环状布防”的方式控制绥远，并进而占领全内蒙古。此时，驻守在归绥的国民党军队仅有李杜部下的两个师，约一万五千人，而日伪军在数量上则占绝对优势。 鉴于敌我力量悬殊，李杜决定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，以分散日军的火力，寻歼其孤立部队，并利用绥远广阔的地域，积极扩充武装，发展实力。为此，他先后派出数批人员前往延安，要求八路军抽调一批干部来绥远联合行动；同时派人与中央社、《新民报》等机构联系，通过他们向社会发布宣言，揭露日本侵略行径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。
为了扩大政治影响，李杜还利用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士及社会名流联系，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。 他还着手整顿和壮大自己的部队，将所控制的武装力量统一编成三个旅和一个独立团，任命张希钦为第一路军总指挥，刘振远为第二路军总指挥，周建屏为第三路军总指挥，黄玉庭为独立团团长。各旅和独立团的政委或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负责人担任。如张希钦的第一路军下辖的三个师分别由许亨植、吴征明、黄仁霖（原红一军团教导团政委）担任政委；周建屏的第三路军下辖的两个支队，分别由王逸涛（原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）和王建功（原红三十军军长）担任支队长。这些共产党人不仅负责着这些部队的政治工作，而且在军事上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以第一路的两个师为例，通常一个师的兵力约三四千，多则五六千，而敌军的一个师则有七八千。由于我军善于机动防御和进攻，所以经常能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。 到1939年春，李杜的武装发展到四万多人，控制了绥远及其附近地区，并在战略上与八路军遥相呼应，对敌人形成威胁。
面对李杜的不断壮大，日伪极为恐慌，他们调集重兵，企图一举歼灭李杜的部队。对此，李杜命令所属各部积极反击，给敌人以沉重打击。随后又主动撤离绥远，进入蒙古高原，展开游击战争。在蒙古高原，李杜的部队不但击退了日伪军的多次“扫荡”，而且收复了部分失地。 在抗击日军的过程中，李杜的势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，部队人数急剧上升至十二万人。这使李杜成为敌我双方都在关注的人物。为了削弱李杜的力量，不使其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，蒋介石命人转告李杜，如能撤至大青山以南地区，可以给予经济支援，并重金聘用美国顾问协助训练其部队。李杜认为这是消灭自己势力的阴谋，于是断然拒绝。他一面继续率部与日伪军周旋，一面开始建设大青山以南的地区，开辟新的根据地。
为了便于指挥和统一行动，李杜的部队被改编为新编陆军第八集团军，李杜任总司令。集团军的总部和所属的各支队都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，并由共产党人担任各部的政工职务。如张希钦的第一路军的党代表即是洪麟阁，周建屏的第三路军政治部主任何辉南均为中共地下党员。在这些党代表的带领下，新八集团的战士们到处开展游击战，不断给日伪以打击。他们甚至在包头至萨拉齐之间的黄河边，炸毁了日军的运输船六艘，使敌人的补给线一度中断。
在敌后作战中，新编陆军第八集团军不仅粉碎了日伪的多次“扫荡”和“清剿”，而且还收复了大片失地，使河套地区和绥远西部再度回到中华民国的版图。到1945年新八集团军已被训练成为了一支装备精良、战斗力很强的精锐之师。 全副美械的国民党新八军 由于在敌后顽强抗战，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八集团军逐渐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。到了1944年底，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变化，美军驻中国的航空队被调往太平洋战场，在湖南芷江设立的空军基地遭到严重削弱。为了拔除在华北地区的一支重要地方武装，国民党内一些高级将领私下里通过多种渠道向李杜表示，只要他能率部投向国民政府，所部不仅可以接收全部装备，并且可以授予他的高级将领以将军头衔。对于这样一份厚礼，李杜明确表示，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可以放弃一切，但绝不会出卖人民的利益。